這商人平時跑浙江到福建路線，因為福建田少，缺糧，經常把這邊的糧賣到福建。

現在三十萬石糧隻要七折，當然高興啊。

他買的時候也不知道是這些人偷朝廷的，等揚州火燒糧倉的事發生，才知道是大事不妙。

但商人錢都賺了，糧也賣掉了，自然也不敢吭聲，反正有官員在前面頂著。

此事參與人極多，還有大量腳力，車夫，共分五個晚上，搬了五次才搬空。

整個運糧時間用了兩個月，每隔一段時間來搬一次。

每人每晚得到二貫錢。

因為參與的人多，導致事後想來舉報的人很多，但朝廷隻獎勵了第一個來的船員。

這船員得到五百貫外，另按糧價一半，獎勵了二十萬貫，獎勵當天，朝廷組織馬車上街，讓其站在馬車上，馬車後面拉著二十萬貫錢和會子，一路遊街，給整個揚州看看，沿途還敲鑼打鼓，震驚揚州城，接著又陸續去了各縣，全部遊街一邊。

這船員也相當鬱悶，但沒辦地，朝廷要求的，而且允許他蒙著臉，所以他也不是很怕，就是事後，要趕緊帶著錢跑路。

另六戶人家中有五戶陸續被抓，其中有戶人家很聰明，也沒和其他人說自己去哪，帶著家人遠走高飛，分到了一萬貫錢，朝廷一直沒有抓到他。

事後朝廷支出四十萬貫，船員二十萬貫，錢保山二十萬貫，但一點也沒損失，還有血賺。

雖然賣出的糧食是找不回來，但相關官員常文才等被滿門抄斬，查沒家產，朝廷大概在這些人身上回血幾萬貫。

然後是負責收糧的商人家，被滿門抄斬，隻有舉報他的親戚船員活下來。

他當時極不服氣，但全勇問他，為什麼你知道是朝廷被偷糧，不第一時間舉報？如果是你舉報，就是你立功，商人無言以對。

朝廷在這商人家裡查抄得到十數條大船，田產，豪宅等，約值五十萬貫。

這樣就回血了五十多萬貫，還賺了十幾多萬貫。

參與的部份重要人員都是被全家砍了，錢保山因舉報有功，還官升一級，從原本戶房主事的吏員，晉升當地縣尉，從吏變成了官。

但他還是在廣陵縣當官，當地官場的人相當鄙視他。

先貪默，接著舉報親戚和上官，一下暴富不說，還當了官。

但錢保山洋洋得意，那又如何，老子現在有錢又是官。

這件事讓大宋天下官員都知道一個道理，以後千萬不要犯錯，如果犯了錯，記得第一時間舉報，做第一個舉報的，肯定血賺。

另有參與運糧的大量腳力和馬夫，每人收到的錢全退了出來，仗責十下，算是輕饒。

揚州案破了沒多久，官方消息還沒傳到廣東，廣州糧倉案就有人主動舉報了。

朝廷又是殺了一批相關人員。

這兩件案子這麼一破，大宋上下估計以後沒人敢這麼乾了。

要麼有通天的本事，你一個人賣糧，凡帶上兩個人乾這事，都得擔心對方反手一個舉報。

朝廷在這件事後，六戶百姓中有一戶一直沒抓到，趙與芮這時開始準備身份牌的推廣，以後一地遷移到另一地，必須要到兩地衙門都報備，憑路引才行。

現階段做為統治階級的工具，管控人員還是必須的。

全勇對錢保山也極為不滿，此人先貪後舉報，連親人也沒放過，但升官發財，簡直不配為人。

皇帝趙與芮好聲勸他：“就得這樣，讓所有人看到人心的險惡，讓其他想人貪的人不敢去試人心，老朱僅靠殺人是治不了貪的。”

“必須要挑動百姓鬥百姓，讓他們自相殘殺，沒有什麼貪汙是治不住的。”

全勇不知道老朱是誰，但皇帝說的話，肯定有道理，這以後大宋可就看不到有什麼糧倉被燒和被盜的事，沒人敢再試了。

當然，這次全勇在外面呆了大半年，也查出很多問題。

比如損耗，還有以舊代新。

像明朝時，各地官糧運到京師的都是名正言順的損耗，“因人為和黴變，運輸自用等都算”，故當時地方官員持蓋有印章的空白帳本到京師再據實數填寫帳目，老朱認為先印而後書是欺君罔上，這就是明朝有名的空印案，老朱一怒之下，前後殺了上萬官員，幾乎把明初的官員殺空了。

但這麼殺也是沒用，明朝後期運糧，還沒出京師就少了一大半，路上損耗更是打底以四分之一，甚至三分之一計。

所以說這曆代皇朝大小官員乾這種事很得心應手的。

現在大宋朝運糧當然也有損耗。

朝廷有時撥糧，假設從臨安拔到溫州，運糧二十萬石，以三十條船計，每船按大小分派船員腳力。

通常每人每天是一百文錢，加兩斤糧。

然後路程有順風逆風，臨安到溫州最慢以十五天計。

這個損耗原本是固定的。

你有一百個船員，每天消耗多少糧，都是固定的。

而且每次出發前，朝廷會給每條船給予部份肉菜，都是固定的消耗。

但就這樣，有地方弄出了黴變，意外落水等各種事故。

然後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，必須是最慢的天數。

比如臨安到溫州實際可能開了五天就到了，他非得按最慢的開到十五天。

於是在元貞元年十二月，朝廷又出新政，進行了改製。

假設從臨安到溫州，以後運糧二十萬石，離岸是二十萬，到岸也是二十萬石，一石都不能少，黴變，落水，都是運輸人員的問題，運輸承包給民間商人。

朝廷運上船前，承包商人也在現場查驗，做好防水和防黴工作，除非翻船，肯定不會落水。

承包商有把握就接，沒把握就不接。

朝廷每萬石按路程，給三百貫到七百貫不同的工錢。

此時按糧價，七百貫也就五百多石，相當於損耗百分之五最高。

即朝廷給商人錢，商人幫忙運，運不好是賠錢的。

但運的好，可以賺錢。

宋朝最大的運糧船可以裝萬石，是北宋神宗時期出來的第一艘‘萬石船’，之後到南宋和元朝，基本最高是八千九千石，低的是一兩千石。

寧波“天一閣”藏書《海道經》記載，元朝“延祐以來，合造海船，大者八九千石糧，小者二千石。”

但這類大船畢竟少，趙與芮的大宋在內江上主要還是以一兩千石為主，海上可以達到三千石甚至五千石。

後期明朝主要是五百到一千石，但明朝的一石比宋朝要重，清朝時運糧多用平底沙船或浙江蛋船、三不象船，大的可載糧二、三千石。

各朝糧船大小各有不同，但都會計算損耗。

現在趙與芮不這麼乾，老子不給你算損耗，給你運二十萬石出京，到了地方還得是二十萬石。

這樣商人們就要計算能不能賺錢，會不會虧本，才決定可不可以乾。

商人們用兩千石船運一下，大概隻需要十五個船員，一萬石即六十個船員。

五天內的路是三百貫。

每個船員每天一百文，五天支出才三十貫。加上夥食費約四十貫。

然後重頭是腳力費，這六十個船員搬貨下貨，一萬石平均每人要搬兩趟，三百多袋，按大宋現在收費，每袋是十文錢，加上裝填辛苦費，大概要支出一百二十貫。

商人整個付出約一百六十貫，每運一萬石糧，能賺一百多貫。

所以有些商人就可以考慮乾這種事。

另外在超過一個月的行程中，朝廷還會和商人另外商量補貼，總之趙與芮這邊的損耗保證，不管有多遠，都在百分之十以下。

他們的海船現在運到海叁威那邊，繞過高麗行程超兩個月，運二十萬石糧，付出的費用都不會超過兩萬石糧價，並且隻支付錢銀，到了海叁威還是二十萬石糧。

而且這樣承包之後，商人也有監督作用。

商人在臨安接糧二十萬石，是要簽字畫押的，你要像明朝一樣，剛從倉庫出來，到碼頭就變成十萬石了，商人們不接啊。

這種運到其他地方，是要被砍頭的，少了十萬石，還不查抄他滿門。

漕運在曆朝都是官辦，趙與芮在進入元貞二年時，改為民間承包運輸，朝廷省心省錢，又省糧。

同時，為保障商人利益，保證讓他們能安心乾這行，朝廷從商人中選出願意專門經營這行的，和他們簽定合同。

十年起簽，上不設限，你家要是願意，一百年乾這個都行。

隻要你不通敵判國，不造反作亂，朝廷不能隨意更改商人。

這樣有商人就願意買五十條船，或三十條船專門乾這件事。

彆說一百年，起碼趙與芮在位幾十年，你們家可以一直乾下去。

不然有人買了十條船，才乾一兩年，朝廷把你換了，那就損失慘重，船賣出去就得折價。

這些為朝廷專門做事的商人，後面就被封為皇商，朝廷會給予各種優待，各種照顧，以鼓勵商人們主動幫朝廷做事。

朝廷種種條例出來之後，願意承包的商人非常之多，還得報名爭取。

其實運一萬石才賺一百多貫，利潤相當之低，能運一萬石糧的船運其他貨物，賺的可遠遠不止一百多貫，這種活大多數海商都不會乾。

但因為幫朝廷運糧有各種其他優待，朝廷還承諾可以承接其他工程，包括一些非軍事建築工程，都開始向商人們承包，還有朝廷特賣的商品也向商人們開放，這麼多優待之下，為朝廷運糧成為一件美差事，哪怕這件事上貼錢，其他方面也能賺回來。

進入元貞二年，趙與芮召集工部官員，考慮黃河治理的事。

黃河的治理在曆史上都是一大問題，南宋曆史上是真沒辦法，那會經常打仗，蒙金宋不亦樂乎，誰都沒功夫管到黃河。

靠近黃河的兩淮流域，原本是宋朝糧田最多最好的地區之一，結果因黃河沒什麼治理，到處都是問題，損失了大量的優質糧田。

元貞二年新年過完沒多久，工部尚書徐元帶著一群工部官員來到選德殿。

這些官員在過去兩年裡一直在觀察黃河，尋找治理方向和手段，也做了很多功課，今天正式向皇帝來彙報。

工部官員陳戴向皇帝彙報，黃河治理從春秋戰國開始以鞏堤為主，而在之前，都是以疏導為主，到漢朝時，黃河缺堤很多，主要原因是當時主河道的發育和治理不當產生的。

漢武帝元當三年，黃河在瓠子口決堤，洪水遍及十六郡，武帝派了十萬民工去堵，沒有成功，洪水泛濫了二十多年。

一直到元封二年，過了二十多年後，漢武帝不服，下定決心再次搞定他。

這次他動員了數萬軍隊去乾這事，還親自到現場，又令所有官員和軍將也身先士卒（官員們也背土填溝，充為民夫用），咦，這次終於搞定了。

趙與芮聽到這裡，不由笑了。

國人都是如此，乾什麼事，都得領導先上才行是吧？

漢武帝第一次隻派了幾個官員，帶著十萬民夫上陣，耗費無算，結果無功。

第二次派了大量官員，讓官員先上，居然成了。

他立刻打斷陳戴：“漢武帝這招可以學下。”

“凡治理黃河，相關官員，當地官員全得上，治理不好，都不要回家。”

“治理的好，就算功績。”

工部眾官員苦笑，但不得不認為，皇帝這招，或許有用。

陳戴接著又道，後面到東漢永平十二年，朝廷派王景治理黃河，這人非常擅長水利，這次發卒幾十萬，這個卒可能也是當兵的意思，也可能是百姓的意思，但根據漢武帝的經驗，搞不好動員的還是當兵的。

這次乾的挺好的，他們先修係統的黃河大堤，又弄了新河道，還整治了汴渠渠道，新建了汴渠水門。使“河汴分流”，收到防洪、航運和穩定河道的效益。新河自今濮陽市與故道分離，經範縣、東阿、濱海，至利津入海。這條河道一直維持到北宋仁宗景佑元年（1034），近千年無重大改道。

這次修理維持了上千年，可見古人的智慧和能力還是相當強的，隻要讓專業的人去乾專業的事就行。

但進入他們大宋之後運氣就不好了，宋朝是黃河災害大發生的年代，遠遠超過前朝。

當時由於京師開封就在黃河下流，北宋其實也挺重視的，但重視也沒有用，黃河災害發生太多。

北宋慶曆八年（1048），黃河在澶州商胡埽（今河南濮陽東北）決口，改道北流，經內黃、大名、靜海，至天津入海，稱“北流”。嘉佑七年（1062），黃河又在大名第五埽（今河南南樂縣西）決口。

大宋朝被弄的焦頭爛額，到處修補，再後期到北宋滅亡，這事就不好乾了。

金國和南宋都顧不到黃河，到金國滅亡時，這麼多年時間，黃河下遊長期沒有一條固定的河道。

這是什麼概念，就是經常一發大水，河道就變了。

這之後一直要到元順帝時期，元朝才開始整治黃河，這已經又是一百多年後的事了。

按陳戴所說，兩宋治理黃河都集中在北宋，主要有三次，但全部失敗了。

這三位皇帝分彆是宋仁宗，宋神宗，宋哲宗，三位皇帝都想乾一件事，就是讓黃河改道，然後全部失敗。

乾的最差的就是宋神宗，但這個鍋吧，要讓王安石來背，因為是王安石主持的。

趙與芮聽到這裡，馬上打斷陳戴：“王安石懂水利建設？”

眾工部官員面面相覷，也不敢說什麼。

皇帝常說，讓專業的人乾專業的事，王安石你懂個齊八毛水利。

王安石弄了個曹村缺堤出來，後果相當嚴重，不僅讓曹村潰堤，還淹沒了大約三千萬畝的良田，使得曾經非常繁榮的淮河地區瞬間就變成了“死城”。

趙與芮聽的都要跳起來。

他到處查沒糧田，想抄沒三千萬畝田有多難？王安石大神隨便一下就淹了三千萬畝。

但後面宋哲宗表示我不服，我肯定乾的好，比前面的皇帝都英明。

結果又是失敗。

後世還有學者說北宋之所以滅亡，治理黃河也是有原因的。

因為治理不力，讓附近大片區域，受到沉重的災難，使很多百姓也流離失所，嚴重消弱了北宋的國力。

說到這裡，陳戴等有幾個官員小心翼翼看了眼趙與芮，大概他們的意思是，現在大宋國勢相當好，陛下你要不要再等等？陛下你可不能學楊廣？

皇帝趙與芮和楊廣似的，似乎想在位期間把所有的大事情乾完，這才剛和蒙古議和，就要治理黃河，大夥還是挺擔心的，一旦和宋神宗一樣來個神操作，幾千萬畝田被淹沒，那就是搞笑了。

當然，兩宋乾的爛事不止這些，“建炎二年，東京留守杜充，聞有金師，乃決黃河入清河以沮敵，自是河流不複矣。”

杜充這混蛋也是要載入史冊的，不過那時趙構剛剛建立南宋，這鍋要南宋來背。

趙構剛登基沒多久，金兵來了，東守留守杜充看了看當地地圖，腦子裡不由自主想像著在黃河河道上扒開一個口子，然後就看到很多很多的金兵都被河水衝走了，沒衝走的在泥濘地裡也都走不動了。

我曹，我太聰明了，杜充說乾就乾，沒什麼猶豫，立刻讓人把黃河決堤了。決堤的地方是今滑縣李固渡。

然後就沒有然後了，金兵一個沒衝走，大宋子民被衝走無數，大宋糧田被淹沒無數。

杜充這次缺堤，是曆史上扒開黃河，造成損失最嚴重的大事件，比神宗和王安石淹了三千萬良田影響還大。

他造成黃河意義上的改道南流，一直到七百多年後，清鹹豐年間才改回來。

而這七百多年裡，黃淮流域飽受水患，河道漂忽不定，年年變來變去，百姓和各王朝身受其苦。

這麼多黃河治理的事聽完後，趙與芮也有點小慌了。

他畢竟不是水利專家，陳戴的意思這事也不能急，更不能瞎搞。

你要是學神宗、哲宗，搞不好還得出大事。

他想了想後，便問群臣：“朕把你們都召來，也是有詢策之意，你們都可以發表意見，談談自己的想法，諸位都是大宋最好水利專家，暢所欲言，朕絕不怪罪---”

大臣們相互看了看，有些人都不認識對方。

今天這裡聚集了南宋此時最好的水利專家。

最出名的有治水名臣汪綱和吳潛，還有南宋水利專家許克昌的孫子許世琦。

許克昌當年在後世上海亭林鎮東北處建成運港大堰，這一水利工程史稱“捍海塘堰十八堰之一”。擋住海水倒灌，保護農田耕作，抗澇抗鹹，使當地百姓安居樂業，促進當時經濟繁榮產生很大作用。

汪綱這會也四十多歲了，曆任桂陽、弋陽、蘭溪等多地主官，嘉定十四年知紹興府，在紹興時，他發現西興運河大面積淤塞，嚴重影響漕運和民間水上交通。汪綱稟報朝廷，請求疏浚西興運河，前後隻用了一萬多貫錢，此次疏浚工程共疏導西興運河水路50多裡，使“河流通濟，舟楫無阻，人皆便之”。同時，他主持在錢塘江南岸江口建起水閘，使淤泥不能進堤，西興運河水不輕易流失，保障了漕渠的暢通。

後因為台風影響民田，他又重修海塘，抵禦風浪，為當地水利建設立下大功。

趙與芮掌權後，全國大部份縣府主官都被換了，當時汪綱是少有沒換的幾個，並於前年進京為工部侍郎，專門負責水利之事。

吳潛比汪綱還厲害，他在趙與芮手上先通判嘉興府，去年知慶元府，這是皇帝趙與芮起家的地方，吳潛在慶元府非常重視水利，特彆看到定海縣趙與芮呆過的地方水利設施完善，他也專門調查研究了當地的水利，並認為水利非常影響農業。

吳潛算是兩宋最著名的水利專家，不但非常重視水利建設，而且有多項水利發明，其中他建發明的全城統一的“水則”（水位標準）標識——建立“水則亭”，亭中立水則碑，碑上鐫刻“平”字水位警戒線，作為開閘放水的標準線，然後推算了關閘閉水的標準線等，都是水利技術的重要發明。

可以說趙與芮這個時代也是相當好的，因為兩宋最出名的水利專家有一大半在他這個時代。

特彆吳潛更是專家中的專家，絕對的水利人才。

見趙與芮開口之後，四周先沉默了片刻，大夥都在看來看去，估計在看誰先開口。

片刻之後，還是吳潛先開口。

“陛下隻打算先治理黃河，還是其他水道？”

趙與芮則反問：“你們彆問朕，就站在你們自己立場，該如何做？”

“你們把你們自己當皇帝。”

“。。。”眾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