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 149 章(1 / 1)

“誰?”朱翊鈞驚奇的睜大雙眼,眸子裡閃著光,“咱們朝中還有這樣的人才?”

張居正笑道:“此人不在朝中。”

朱翊鈞更驚訝了:“不在朝中,那他在哪兒?”

“在家。”

“在家?”朱翊鈞隱約猜到了他的意思,“這個人叫什麼名字?”

張居正回道:“潘季馴。”

朱翊鈞恍然大悟:“曾經的都察院右副都禦史,隆慶元年,母親去世,回家丁憂。”

“沒錯,丁憂期滿,朝廷打算將他以原官起複。”

朱翊鈞明白了:“所以,高拱打算讓他去治理河工?”

“是。”

潘季馴在丁憂之前,本就是河道禦史,主要負責監理河工,與朱衡也多有合作,對於水患治理也有這豐富的經驗。

朱翊鈞仔細一想,此人倒也適合。不過他還有一事不明白:“為什麼潘季馴是那個能謀求長久的人呢?”

張居正卻沒有回答,賣了個關子:“這兩日他就該到達京城,等他面聖,殿下自會明白。”

朱翊鈞點點頭“那我還有最後一個問題。”

“殿下請說。”

朱翊鈞看著張居正,雙手托腮,一臉天真:“這是於公,高閣老認為潘季馴更合適,那於私呢?”

張居正並不想聊這個“於私”,但朱翊鈞問起來,那神情仿佛,他不說點什麼,便不打算放他離開。

“張先生不如留下來用午膳,咱們慢慢聊呀。”

張居正在心中嗤笑一聲:“誰要跟你慢慢聊。”

“殿下可聽過聶豹這個名字?”

“聶豹?”朱翊鈞想了想,“我在正在修的《世宗實錄》上讀到過他,他曾多次領兵擊退韃靼來犯,官至兵部尚書,還是徐閣老的老師。”

他所說的徐閣老,自然是徐階。聶豹正是傳授徐階王門心學之人。

隻是,他們剛才聊的是高拱為何不用朱衡,這與聶豹有什麼關係?

張居正又問道:“那殿下可知道羅洪森?”

“自然!”朱翊鈞說道,“他是嘉靖八年的狀元,後來因冒犯皇爺爺被革職。”

“歐陽德呢?”

“禮部尚書、贈太子少保,諡號‘文莊’。”

“鄒守益?”

“正德六年探花,到嘉靖朝才開始做官,總是惹怒我皇爺爺,最後罷官歸鄉。到我父皇即位,追贈南京禮部右侍郎,諡‘文莊’。”

這些曾經的朝廷官吏,朱翊鈞一個都沒見過,卻能把他們的生平說個大概,實在了不起。

張居正又問了一個最關鍵的問題:“那殿下可知,他們的原籍在哪裡?”

“在……”朱翊鈞肯定看到過,隻是一掠而過,並沒有在意。但他記憶裡超群,看過的東西絕不會忘,稍加思索便笑道:“朝士半江西,這幾位都是江西人。”

張居正微一躬身:“殿下

已經知道答案了,若還有疑問,留到明日進講之後再行答疑。內閣國政繁多,臣先回去了。”

他雖沒有明說,但給了朱翊鈞諸多線索。他雖然年幼,但博聞強識,這些線索就足夠讓他順藤摸瓜找出真相。

乾清宮、文淵閣、文華殿都有著豐富的藏書,皇太子想看,那自然是隨便看。

下來之後,朱翊鈞很快就找到了答案——聶豹、羅洪森、鄒守益、歐陽德,四個人全都是王守仁的學生。

王守仁去世後不久,他的學生就將他的心學衍生出七大學派。

其中,徐渭向他提過的遠方表兄王畿,還有他的同門錢德洪,被稱作浙中□□。

而聶豹等一大批江西文人則被稱為正一江右學派,這些人不是狀元、探花,就是六部尚書,徐階更是官至內閣首輔,在靈濟宮舉行過上千人的講學,近幾十年來,規模和影響最大,享有“王學正宗”的美譽。

而聶豹和羅洪森都是江西吉安府人士,恰巧朱衡也是,並且他曾和羅洪森一起在山東共事,修繕孔廟,私交甚篤。

朱衡在政治上從未表現過明顯的傾向,但與江右學派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。

江西吉安府士子眾多,徐階充分利用江右學派這一優勢,位居首輔之時,使得這些在朝為官的士子都為他所用,很難說朱衡是不是其中之一。

既然朱衡有可能是徐階的人,於私,高拱自然不會用他。

朱翊鈞想到嚴嵩也是江西人,但看起來,除了他的親家歐陽德,江右學派竟是無人買他的賬,這樣看來,信仰的力量竟是高於同鄉之誼。

馮保和陳炬陪他翻閱資料,又同他說起一樁早年趣事——嚴世蕃和徐階為了誰來治理水患,在世宗面前爭論不休。朱翊鈞在門外偷看,還被嚴世蕃嚇哭了。

嚴世蕃支持朱衡,徐階支持潘季馴。

後來又有科道官彈劾朱衡,徐階一反常態,站出來力挺朱衡。

那時朱翊鈞年紀太小,隻有一兩歲,對這件事沒什麼印象,再聽卻好似醍醐灌頂一般。

徐階應該是知道嚴嵩父子要籠絡朱衡這個老鄉,便故意站在他們的對立面,反對朱衡。他很清楚,朱衡性情剛直,清廉自持,就算有提攜之恩,也不會黨附嚴嵩。

等世宗和朝廷真正任用朱衡,再有人彈劾,他卻不答應了。

想到這裡,朱翊鈞不得不再次感歎徐階的高明,至少在他見過的內閣輔臣之中,有一個算一個,在政治鬥爭這方面,都不是徐階的對手。

如此看來,他的致仕並非什麼被言官彈劾,不得已而為之,純粹是徐閣老自己不想玩了。

無論如何,朱翊鈞有些慶幸,徐階走了。若是像嚴嵩那樣,在首輔的位置上再呆個二十年,大明大抵會倒退一百年。

朱翊鈞受馮保和張居正的思想影響,實在不明白,為什麼在社會矛盾日益加劇的時候,總有人想著恢複舊製就能解決問題,而不是向前看,尋求新的解決方式。

很快,潘季

馴回來了。官複原職之後,接連向朝廷呈上:《議築長堤疏》和《正漕複通疏》兩道奏疏。

在《議築長堤疏》他提道:“欲圖久遠之計?_[]?來[]%看最新章節%完整章節,必須築近堤以束河流,築遙堤以防潰決。”

看到這句,朱翊鈞就對此人產生了濃厚的興趣,並且有了強烈預感,其實不止高拱,在朱衡與這個潘季馴之間,他的張先生應該也是更加偏向後者。

在潘季馴回來之前,朝廷對於治理黃河的主流意見是“留決口使兩河並行”。

朱翊鈞隻見過流經紫禁城內外的筒子河,沒見過黃河是什麼樣子,更沒見過你黃河決堤,自然也不理解留決口使兩河並行是什麼意思,這個問題還得由張居正來向他解釋。

要弄清楚治河之道,首先就要明白,黃河為什麼成為幾千年來,華夏民族最大的憂患。

黃河之水天上來,自西向東奔流不息,從黃土高原奔騰而下,卷走大量泥沙,流經中下遊地區,河道開闊,地勢平緩,泥沙大量淤積,水位不斷升高,河床高出兩岸地面。為了防止水害,人們在兩岸築起河堤,經年累月,不斷增高,這條渾濁的大河就變成了一條懸河。

中下遊地區正是中原腹地,有著大量農田、城鎮和村莊,人口密集。一旦發生水患,衝破河堤,湧入村莊,淹沒田地,摧毀城鎮,百姓死傷無數。而緊隨洪災而來的,還有疫病和饑荒。

治理黃河就成為了曆朝曆代,諸位君主的必修課。

而明朝以來,黃河再次發生重要改道,奪淮入海,下遊更是洪災不斷。為了不影響漕運,朝廷治理水患都以疏浚運河為主,治標不治本,導致黃淮和淮海流域更是水患頻發。

而朱衡和朝中有過治水經驗的大臣主張的辦法是“留決口使兩河並行”,簡而言之,就是分流,開鑿減河,分泄黃河水量,以減輕負擔,保護沿途以下不再決堤。

從明治朝至今,都是治理黃河水患的主要方法。

這次不用張居正深入解釋,朱翊鈞也明白了,為什麼這個方法治標不治本。

黃河總是在中下遊形成水患的根本原因是泥沙淤積,水位不斷升高。通過減河分流,隻分走了水量,而沒有分走泥沙,來年到了汛期,一場暴雨下來,該漲的水一樣要漲,該決的堤也一樣要決。

在潘季馴上的第二道奏疏《正漕複通疏》中,他堅決反對“留決口使兩河並行”,而提出一項新的治理黃河的方略——“束水攻沙”。

朱翊鈞不需要彆人替他答疑解惑,他看完潘季馴的奏疏就明白了“束水攻沙”的作用和原理——“以河治河,以水攻沙”。

潘季馴通過長期監測黃河的水量、水位,得出結論,以鬥計之,沙居其六,若至伏秋,則水居其二矣。以二升之水載八鬥之沙,若非水勢極其迅猛,必然會導致河道淤滯。

因此“留決口使兩河並行”是決計行不通的,分流勢必導致水勢減緩,水勢減緩則泥沙淤積,河道就會越來越高,決堤的風險也越來越高。

非但不能分流,還要修築堤壩,縮窄河道,讓黃河水勢更加迅猛,帶走泥沙,加深河道,水便不會溢於兩旁,則進一步帶走河堤泥沙,減緩下遊河堤的壓力。

為了讓“束水攻沙”達到預想中的效果,在奏疏中,潘季馴還著重強調了堤防的作用:防敵最重要的是邊防,防河最重要的則是堤防。築造堅不可摧的邊防,敵人才無法攻入,同樣的道理,築好堅固的河堤,洪水才不會外溢。

“必真土而勿雜浮沙,高厚而勿惜居費,逐一錐探土堤。”

光這一句,朱翊鈞就聽到了白花花的銀子傾瀉而出的聲音,比洪水都迅猛。

但想要長治久安,這錢必須得花。!